毛泽东 宋彬彬 1966年8月18日北京 © 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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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二代宋彬彬16日在美国逝世，终年77岁。其父宋任穷，是邓小平主政时期“中共八大元老”之一。宋彬彬之所以曾在中国家喻户晓，与其在文革中的表现有极大的关系。
她给世人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一张与中共领袖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的合影，时间1966年8月18日。她给发动文革的毛泽东戴上绣着“红卫兵”三字的袖章，毛询问得知她的名字是文质彬彬的“彬”后，便说“要武吗”，于是，宋彬彬改名宋要武。
这一极具象征性照片的背后是一场全中国范围的惨烈武斗，毛利用红卫兵当打手，铲除异己，挑起全中国数亿人斗争。而与宋彬彬本人直接相关的事件是，她所在的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中女校长卞仲耘被女生们活活打死，宋彬彬一直否认自己参与殴打，然而她本人是这所学校的红卫兵头目之一。
当年8月，光明日报发表署名“宋要武”的“我给毛主席戴上红袖章”文章，文中称：“这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天。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袖章，主席还给我取了个有伟大意义的名字。毛主席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我们起来造反了，我们要武了 !” 此后，“宋彬彬”成为文革暴力的符号。
多年后，宋彬彬2004年在影片『八九点钟的太阳』中否认这篇文章是她写的，并称当时媒体并未征得她同意就以她的名义宣布她改了名字。宋彬彬80年代移民美国，既不叫宋要武，也不叫宋彬彬，而是改名宋岩，她似乎对自己那一段历史感到耻辱？
2014年年初，她为文革期间所在中学打死女副校长卞仲耘一事公开道歉。她在道歉声明中说自己“没有也不可能强势去阻止对卞校长和校领导们的武斗，”“请允许我表达对卞校长的永久悼念和歉意，没有保护好校领导，是终生的伤痛和懊悔”。
她在声明中说文革是一场大灾难，“一个国家走向怎样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如何面对自己的过去”，“我希望所有在文革中做过错事、伤害过老师同学的人，都能直面自己、反思文革、求得原谅，达成和解。”
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当年1月27日发表声明，指妻子遇难已经48年，但打人事件的“策划者和杀人凶手至今逍遥法外”，他认为宋彬彬、刘进的道歉虚伪，并表示在真相没有大白之前，不接受她们的道歉。
王晶垚无法接受的事实是，就在她的妻子卞仲耘遇难十三天之后的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北京红卫兵代表。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负责人宋彬彬登上天安门，代表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给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王景垚在声明中称这个袖章上沾满了卞仲耘的鲜血。
宋彬彬给毛泽东戴红袖章一幕就这样定格了她的一生，不过，她后来的公开道歉以及谴责文革灾难，至少某种程度上承认了作为个人参与文革的历史责任，在那场中共领袖亲自发动的祸乱中个人的一份罪孽。
从不少当事人的回忆可以看出，当年的“红卫兵小将”，自愿接受毛操纵，对毛的一颗“忠心”是无可置疑的，他们打着“保卫毛主席”的旗帜造反，批斗、打人，一些造反派甚至在置人于死地时也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正义感”，广西等地文革中发生的惨绝人寰的集体杀人事件也是在“保卫毛主席”，“消灭阶级敌人”的口号下堂而皇之地完成的。
当局把文革列为禁区，作为当年无数参与那场运动的红卫兵，似乎更难对自己当年的行为进行深刻反省，一些当年的参与者也仅仅以受蒙蔽被利用来自我解脱？从这个角度去看，宋彬彬当年的道歉，并非没有意义。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在X平台转载的旧文中指出：“红卫兵的暴行比艾希曼更难辩解，因为她们的行动是自发的，她们把卞仲耘打死并非来自任何人的指示或命令。”
“在文革中发生的一系列暴行，难道不是千千万万的普通人(当然不是全体)参与，而且是自觉自愿地参与的吗？这里，我们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挖掘，需要深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