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旧金山会见了美国企业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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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华尔街日报 作者： Lingling Wei / Liza Lin – 新闻取自各大新闻媒体，新闻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
在习近平与美国商界领袖举行的晚宴上，博通首席执行官花了4万美元与这位中国领导人同坐一桌。几天后，中国批准了博通收购VMware的交易。
前不久，在旧金山那个习近平与美国商界领袖见面的晚宴上，博通(Broadcom)首席执行官陈福阳(Hock Tan)花了4万美元与这位中国领导人同坐一桌。陈福阳有金额大得多的事要争取——他正在等待中国批准一项规模达690亿美元的交易。
几个月来，中国监管机构一直未批准这家美国芯片制造商收购企业软件开发商VMware的交易，导致博通三次推迟交易完成日期；而该交易最初是在2022年5月宣布的。中国政府此前也曾阻挠过涉及美国公司的多项并购交易。英特尔(Intel)以50多亿美元收购以色列公司Tower Semiconductor的计划因中国监管机构未放行而于8月份告吹。
这次晚宴的几天后，中国批准了博通的交易。中国政府还向万事达卡(Mastercard)开了该公司期待已久的绿灯，允许这家总部位于纽约的支付处理商在中国发行“万事达”品牌的人民币银行卡。
一些观察人士认为中方的这些举措是向美国公司伸出的橄榄枝，眼下这些公司对在中国做生意愈发谨慎。此类举措也表明，在美中日益激烈的地缘政治竞争中，企业可能如何被利用。
博通CEO陈福阳在10月底曾寻求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会面的机会，并最终获得了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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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知情人士透露， 就在今年10月，中国反垄断监管机构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官员曾暗示博通，只要博通满足该机构提出的所有条件，就可以同意这笔交易。
然而，博通高管在从中国官员那里了解到这不会是一个简单的商业决定后，延长了完成交易的最后期限。知情人士称，中国外交部也将对此有发言权。
知情人士透露，考虑到这一点，陈福阳在10月底曾寻求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会面的机会，并最终获得了成功。王毅当时在华盛顿为习近平11月的访美铺路，这位外长在访问间隙与美国商界领袖举行了会谈。
在会谈中，出生于马来西亚、现为美国公民的华裔商人陈福阳提到了博通与VMware的交易。知情人士说，王毅回应称中国政府继续欢迎外商投资，但没有透露中国可能采取的行动。
博通对此不予置评。万事达卡没有回应提问。中国外交部让《华尔街日报》参考11月21日发布的关于批准博通交易的官方声明。
上海美国商会(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Shanghai)会长郑艺(Eric Zheng)说，万事达卡和博通各自交易的获批是互不关联的成功案例，必须结合中美双边关系来看待。上海美国商会的会员企业认为美中关系不确定性是它们在华开展业务的最大顾虑。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10月访问华盛顿期间与美国商界领袖举行了会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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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艺在接受采访时说，这些应该是标准的商业惯例，基于既定的法律法规，外国企业希望此类活动不要被政治化。
中国长期利用国内庞大的消费市场的准入来谋求地缘政治和商业上的让步。最近，中国利用了其获得关键矿产等原材料的优势，并利用反垄断审批来回击其认为不利的贸易行动。中国官员还对美国的一些行动感到沮丧，认为这些行动是在不公平地惩罚中国企业。
博通、万事达卡和波音(Boeing)都是美国商业团体为习近平所办晚宴的出资方。
虽然万事达卡获得了多年来一直寻求的中国市场准入资格，但美国飞机制造商波音仍被拒之门外。
受美中贸易关系紧张以及波音737 Max客机发生两起致命坠机事故影响，中国自2017年以来一直没有向波音购买客机。在习近平与拜登举行友好峰会、令全球这两大经济体之间的紧张气氛有所缓解后，一些投资者对中国重新购买波音客机抱有期望，但截至周一，双方仍未宣布恢复购买事宜。习近平与万事达卡董事长Merit Janow等美国商界领袖的晚宴没有谈及贸易问题，这让许多人感到失望。
自2017年以来，中国就没有从波音公司购买过客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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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音不予置评。
许多企业高管提醒称，最近获批的交易不太可能促使大量投资进入中国，中国政府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才能让跨国公司确信它们在中国是受欢迎的。
纽约智库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Conference Board)上周四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经济困境持续之际，跨国公司首席执行官们对中国的信心正在减弱。
一份对35名驻华外企CEO进行的调查显示，今年下半年，一项衡量他们对中国信心的指标从六个月前的72降至54。该数值若低于50，则表明作出负面回应的受访者人数超过作出积极回应的人数。这项调查在中国政府最近批准上述交易之前进行的，受访CEO大多来自美国和欧洲公司。
该智库还发现，40%的受访CEO预计资本投资将减少，几乎同样比例的CEO预计未来六个月将减少员工数量，而今年上半年这一比例仅为9%。
根据对中国数据分析，在截至9月底的连续六个季度里，海外公司从中国撤出的总利润超过1,600亿美元；这种利润的异常持续外流表明中国对海外资本的吸引力正在下降。
在华美企仍面临种种挑战，包括要求数据本地化的法律不透明，以及在中国国内获取信息的渠道不断缩窄。外国尽职调查和咨询公司遭遇的突击搜查（包括对工作人员的拘留），以及针对高管的出境禁令，也让企业对自身在华业务感到不安。此外，在中国做生意还可能招致美国政府官员和议员们的审视。
就中国一些公司和监管层面事宜为外企提供咨询服务的博钦律师事务所(Perkins Coie LLP)合伙人吉莫曼(James Zimmerman)说：“这是一种胡萝卜加大棒的营商环境，我们似乎处于胡萝卜模式中。”
他说，在中国的营商环境下，每一次授权、许可和批准都可能是高度政治化的过程，当美中关系恶化时更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