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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票销售收入的一部分会以彩票公益金的形式进入中央和地方财政中，这也是政府非税收入的一种。彩票销量快速增长的同时，地方政府普遍承压，这部分专门用于公益事业建设的资金变得越来越难以忽视。
12月2日，江西南昌一位彩民在福彩站点，花费10万元购买5万注同号码的快乐8彩票，当晚开奖后，他所购买彩票均中奖，总奖金达2.2亿元。
随后“花10万元买彩票中2.2亿”的词条登上热搜，彩票又一次站在了舆论漩涡之中。有网友质疑：“是否提前知道内幕消息”，甚至有网友认为是“当前财政困难，地方政府故意‘掏空’彩票奖池。”
江西民政局在接受多家媒体采访时表示，事件仍在调查之中。
2023年，社会对彩票的关注度出现显著提升，诸如“年轻人热衷刮刮乐”“彩票店利润可观”等新闻话题不断涌现。一个不容忽视的背景是，2023年1—10月彩票销售出现大幅增长，全国共销售彩票4758.76亿元，同比增加1649.16亿元，增长了53.0%，特别是其中的即开型和竞猜型彩票增长迅猛。
彩票销售收入的一部分会以彩票公益金的形式进入中央和地方财政中，这也是政府非税收入的一种。彩票销量快速增长的同时，地方政府普遍承压，这部分专门用于公益事业建设的资金变得越来越难以忽视。
一问：怎么理解江西彩民10万元买入彩票，中奖2.2亿元？
此次中奖的彩票是“快乐8”，其玩法是每注投注金额为2元，从1到80共80个号码中选择任意7个号码进行投注。若投注号码与当期开奖号码中的任意7个号码相同，即中奖，单注中奖金额为10000元；若中6个号码，单注奖金为288元；若中5个号码，单注奖金为28元；若中4个号码，单注奖金为4元；若所有号码都不同，单注奖金为2元。
据中国福彩网消息，这次中奖的“快乐8”选七玩法2023322期开奖号码为“40、41、42、44、63、64、65”，一等奖共计50159注。
因为奖金总额高于奖金池内的总资金，触发了彩票的“风险控制方案”中的“限赔机制”，因此一等奖每注奖金从1万元降低为4475元。江西彩民购买了49250注，总计获得2.2亿余元的奖金。
一位要求匿名的彩票研究专家分析了一种可能，即部分彩民会选择难度较低的彩票种类，一次性投入上千注，用来博取概率最高但金额较低的奖项，以“快乐8”选七玩法，每注中奖4元的概率大约是1/19。
中国彩票行业沙龙创始人苏国京，拥有近20年的彩票行业从业经历，曾从事过彩票管理工作。他猜测这位彩民可能采取了所谓的“倍投模式”。这种模式是为了追逐中奖难度较低的号码，采取连续增加投注的方式。例如，第一期投注10元，第二期投注20元，以此类推。
“倍投模式”在“快乐8”中比较常见，相对于双色球、超级大乐透这类大奖池、超低概率的获奖模式，“快乐8”的2元奖、4元奖获奖概率较高。因此，会有一些“快乐8”彩民选择以“倍投模式”来增加中奖的机会。上述专家认为，从另一种角度去看，这类大额投注模式，更接近于一种“投资”。“当然，绝大多数选择倍投模式的彩民都是亏损的，资金支撑不下去。”该彩票专家表示。
二问：彩票的钱都用到哪些地方去了？
彩票销售收入的用途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发行费、奖金和彩票公益金。
不同彩票的三类用途占比有所不同，以乐透型彩票为例，奖金占比为51%，公益金提取比例为36%，发行费为13%。但总体上，彩票奖金在彩票用途中占比最高，其次是公益金，再次是发行费。
其中，彩票发行费是指中国彩票发行机构根据彩票销售量按一定比例提取的成本费用，用于支付发行彩票的各种成本费及彩票销售网点的佣金。大部分的发行费主要用来支付彩票销售网点的佣金。
另一个用途是彩票公益金，彩票公益金来源于彩票发行销售收入和逾期未兑奖的奖金。在彩票发行销售收入中，根据不同的彩票品种，彩票公益金的提取比例会有所不同，但大致占据彩票销售收入的20%至30%。
根据国务院批准的彩票公益金分配政策，彩票公益金在中央和地方之间按照50%的比例分配，专项用于社会福利、体育等公益事业，并按照政府性基金的相关管理办法纳入预算，实行财政收支两条线管理。地方留成的彩票公益金，由省级财政、民政、体育等有关部门研究确定分配原则。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民政部和体育总局之间按照60%、30%、5%和5%的比例进行分配。
不同省份的彩票公益金在省以下的分成比例存在差异。比如，安徽省的福彩公益金在省级与市县之间按照25：75的比例分配，而体彩公益金在省级与市县之间按照40：60的比例分配；在广东省，则是把彩票公益金本省留成部分经过折算还原成100%后，福彩公益金计提省级专项彩票公益金6%、省级福彩公益金24%、市县级福彩公益金70%。
2022年全国彩票收入4246.52亿元，共筹集彩票公益金1152.89亿元。其中，中央财政当年收缴入库彩票公益金539.46亿元。地方留存的公益金一般由省级政府分配用以支撑地方的体育、养老等公益事业，中央彩票公益金中一部分也会以专项资金的形式转拨地方支持地方公益事业建设，2023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地方社会公益事业发展资金约为72亿元。
随着2023年彩票收入的大幅增长，预计彩票公益金的筹集也将出现大幅度增长。如果按照销售增长等比例计算，2023年全年预计筹集的彩票公益金金额将超过1700亿元。在当前地方财政整体承压的背景下，这些专项用于公益事业建设的彩票公益金正在成为养老等公益领域的一个重要“财源”。
因此，维护好彩票的公信力，不是小事。
三问：彩票中哪些环节容易出问题？
彩票系统出现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公益金挪用和相关主管部门贪腐等方面，出现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还是监管不力。
2014年底，审计署对财政部、民政部及所属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体育总局及所属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北京等18个省的省级财政、民政、体育行政等部门及228个省市级彩票销售机构、4965个彩票公益金资助项目、2012年至2014年的彩票发行费和彩票公益金（统称彩票资金）进行了审计。共抽查彩票资金658.15亿元，占同期全国彩票资金的18.02%,查出虚报套取、挤占挪用、违规采购、违规购建楼堂馆所和发放津贴补贴等违法违规问题金额169.32亿元，占抽查资金总额的25.73%;涉及彩票公益金资助项目854个，占抽查项目数的17.2%。
江西省审计厅官网在2019年发布的一篇理论文章中提及，体彩公益金管理存在“挤占挪用专项资金的情况”。文中认为，“通过对各地的审计调查发现，部分地市财政、体育行政部门对体彩公益金的监管力度不够，体彩公益金从中央、省级下拨后，未对资金的管理使用情况进行再跟踪，资金走向不能全面监管。”
同时，彩票相关主管部门的贪腐问题也频繁出现。2018年9月12日，根据驻民政部纪检监察组消息，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原主任王素英涉嫌严重违纪违法；10月31日，根据民政部纪检监察组消息，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原副主任、北京中彩在线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原董事长、现任中国儿童福利和收养中心副主任冯立志涉嫌在彩票领域严重违纪违法。
除了公益金使用问题和主管单位的官员腐败问题，社会舆论对“中大奖”的质疑也普遍存在。例如，有彩民质疑彩票奖金池每次积累至一定金额时，就会出现倍投单注彩票中奖，清空奖金池的现象。
在苏国京看来，彩票大奖人为控制的可能性很小。现在的彩票基本都是全国统一“玩法”，从封存到开奖过程需要太多部门协同配合，作假成本太高。
四问：为什么今年彩票问题关注度这么高？
2023年彩票话题大热，究其原因还是买彩票的人多了。
此前多年，彩票销售收入起起伏伏，从2016年的3900亿元左右增加到2018年的5118亿元，然而到2020年又跌回3339.51亿元。2023年，中国彩票事业又迎来了一次大发展，1—10月全国累计共销售彩票4758.76亿元，同比增加1649.16亿元，增长了53.0%。
这种增长并非来自传统的乐透型彩票，而是主要由即开型和竞猜型彩票的强劲增长所推动。
首先是竞猜型彩票，主要以“足球彩票”等为代表。2023年，在没有重大赛事的加持下，竞猜型彩票依然脱颖而出，超越了乐透型和即开型彩票，成为第一大销售彩种。数据显示，2023年1—10月，乐透数字型、竞猜型、即开型、基诺型彩票的销售量在彩票销售总量中的占比分别是30.2%、42.8%、20.6%、6.4%。
苏国京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境外博彩受到打击，彩民回流所致。“很多彩民喜欢境外体育赛事，也参与海外赛事的竞猜，随着境外博彩受到打击，一部分私彩回流，客观上增加了竞猜的投注。”
近年来，中国持续加强对跨境赌球行为的打击力度。公开消息显示，11月7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一批打击跨境赌博犯罪典型案例（共七例），包括依法严惩为境外赌博提供资金担保服务、结伙开设赌博网站、代理推广网络赌博平台或游戏、组织外围赌球等类型犯罪。
另一个增长来自即开型彩票，通俗地说，就是“刮刮乐”。
一位要求匿名的彩票专家表示，即开型彩票销量大幅增长的原因有多方面。一方面，高频快开游戏退市后，部分销量流向了即开票，代销者和彩票机构也加大了即开票的销售力度。另一方面，近年来，彩票机构大力建设位于商圈等人流密集地的彩票销售“潮店”，吸引了一大批年轻人群关注和购买彩票。
此外，三年疫情和经济承压也是影响彩票销量增长的重要因素。一位彩票专家称：“首先，受疫情因素影响，2023年属于报复性反弹；其次，便是‘口红效应’，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彩票销量却相应增加。”一位彩票专家说。
鉴于2024年将有欧洲杯等重大赛事，多位专家预测，2024年彩票销量有望继续增长。多位专家建议，可以调整发行费和公益金的提取比例，例如设立“累退制”的发行费提取制度和“累进制”的公益金分配制度。
五问：应该如何提高彩票事业公信力？
在高速增长的同时，公信力不足正在成为中国彩票事业的一抹阴霾，应该如何提高彩票的公信力？
苏国京建议，应尽快推动彩票法的出台。201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十四次委员长会议把彩票法列入了三类立法项目（意味着，彩票立法条件尚不完全具备、需要继续研究论证）；202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把彩票法列入年度立法工作计划预备审议项目。
苏国京说，彩票法至今仍未取得实质性的成果和进展，需要尽快出台彩票法以明确彩票运营和监管中的权责问题。
在苏国京看来，中国彩票事业出现问题的根源在于彩票架构和责权不清。中国的彩票实行收支两条线，彩票中心负责销售彩票，但资金使用情况并不透明，而彩票的解释权和使用权基本在财政、民政和体育部门。然而，在具体资金开支时，使用部门并不会明确标注资金的来源。此外，省级彩票中心作为销售单位，更接近于市场，而国家级的彩票中心则是彩票发行机构，但二者统一采用了事业单位的管理方式。苏国京认为，提高彩票公信力的前提是要明确彩票相关方的责权。
“其次，提高彩票事业的公信力还需要增加社会大众的参与度和认同度。可以实行第三方开奖和第三方监督员等制度，确保彩票开奖的公正性和透明度。同时，在资金用项方面，即公益金分配制度上，应该对社会组织和专业的公益机构开放申请通道，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彩票事业中来。”苏国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