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移民官员在加利福尼亚天使岛与一名被拘留者面谈。 DIGITAL PUBLIC LIBRARY OF AME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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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50年代末，我的父母想在新泽西州北部买地盖房。但没人愿意卖给他们。一位房地产经纪人说，因为他们是中国人。
当时，在整个美国，住宅种族隔离很普遍，抵押贷款的做法也助长了这种现象，而且房地产契约中往往包含种族条款，禁止将房屋出售给黑人、犹太人和亚裔。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西部各州通过了外国人土地法，禁止亚裔移民购买或租赁农业用地。这些限制的理由是为了防止被视为外来入侵者的亚裔接管美国。
现在，新的法律再次以禁止华人拥有房产为目标。上个月，在第三次辩论中，从建设美国核潜艇部队到禁止中国公民在美国购买土地，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出了各种建议。州长罗恩·德桑蒂斯夸耀说：“我禁止了中国在佛罗里达州购买土地。”
目前有一些州正在通过法律，禁止在军事设施、机场和其他关键基础设施附近向中国公民、中资企业或中国政府出售住宅、商业或农业用地，佛罗里达州只是之一。在许多州，限制也适用于来自伊朗、俄罗斯、朝鲜和其他特别关切国家的人。迄今为止，至少有15个州颁布了限制外国人拥有土地的法律，包括佛罗里达州、弗吉尼亚州、阿拉巴马州和蒙大拿州；另有大约20个州的相关法案正在审议中。其中一些已被提交到联邦层面。
对于当今版本的外国土地法，背后的理由人们都很熟悉：外国对手的个人和公司如在美国拥有财产，会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这些法律的支持者认为，我们的对手可能会监视军事基地，危害我们的基础设施，甚至威胁到国家的粮食供应。
今年5月，当德桑蒂斯称赞佛罗里达州的土地法案（该法案为一些住宅物业提供了豁免）是保护该州不受中国共产党侵害时，这无异于是在让公众将中国人（也可以推及所有亚裔）视为美国人在种族、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敌人。在美国的华裔——包括在美国出生和归化的公民——永远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美国人，因为他们天生忠于中国，这种观念已经融入美国政治100多年了。
自19世纪末以来，对黄祸的恐惧助长了整个西方针对华裔和其他亚裔的种族主义立法。除了土地法，相关法律还禁止亚裔在法庭上指证白人，与白人结婚，与白人孩子一起上学，持有职业和商业执照。最高法院支持1882年《排华法案》，即禁止华裔移民和入籍的国家政策，理由是他们构成种族危险，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即使美中之间并没有敌对行动。反华和反亚裔法律与非裔美国人在南北战争中获得的利益遭到逆转，以及南方《吉姆·克劳法》的出现是如出一辙的。在美国南方和西部的引领下，白人至上主义对民主的胜利一直持续到20世纪。
新的土地法是一波反华措施中的最新举措。特朗普在执政期间将新冠疫情归咎于中国和中国人民，对亚裔美国人发动了种族主义骚扰和攻击。根据2018年的“中国倡议”，美国大学的中国公民或华裔美国公民的学术科学家受到骚扰和迫害。特朗普还威胁要对中国发动关税战，建立了目前仍在实施的进口限制。如今，拜登总统似乎维持了特朗普政府将中国列为战略对手的立场，并加大了对华贸易限制。
这些措施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理由推行是很难被反对的。毕竟，我们不希望敌人监视我们的基地或炸毁机场。但这种威胁的可信度有多高？美国农业部的数据显示，外国人拥有美国约3%的私人农业财产，中国人拥有的比例不到1%。中国人拥有的农场构成的潜在威胁被过分夸大了。在另一些情况下，来自中国的威胁是捏造的——中国人是新冠病毒的受害者，而不是它的成因。
“中国倡议”最初可能出于对知识产权盗窃的合理担忧，但很快就失控了。它成为研究型大学对中国人和华裔美国教授进行种族定性的基础。根据麻省理工学院研究人员分析的案例，在“中国倡议”下针对学术科学家提起的诉讼中，没有一起显示出经济间谍活动或其他知识产权盗窃的证据。该倡议于去年撤销。尽管如此，普林斯顿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的一个团队在2021年和2022年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72%的中国和华裔美国科学家在工作中缺乏安全感。美国华裔科学家的反向人才流失，加上申请美国大学的中国学生数量下降，可能会剥夺美国的科学人才。把中国描绘成敌人是美国当前的政治热点。它利用了人们对中国崛起为全球经济大国的焦虑，这种做法已被证明具有政治战略意义。然而，这也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今年夏天，拜登政府对于耸动的言论有所缓和。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呼吁，与中国的贸易关系要实行“去风险化”，而不是“脱钩”； 上个月，拜登在加州会见了习近平主席，为稳定关系迈出了一步。虽然这种降温的做法是受欢迎的，但还不够。政府不应仅仅从国家安全的角度看待同中国的交往。只要这种关联继续存在，华裔和其他亚裔美国人就会继续成为种族主义骚扰、暴力和歧视的受害者。
美国参加“二战”后，政府围捕了大约12万名日裔美国人，他们大多生活在太平洋沿岸，并被关进集中营——尽管根据军事情报，他们对国家安全没有威胁。直到1988年，美国才对拘留事件发表正式道歉。尽管最高法院在1948年削弱了房地产中的种族条款和涉外土地法，但人们想知道，在当前的法院里，大量的涉外土地法将被如何处理。
我的父母都是医生，他们在“二战”后从中国移民过来。在20世纪50年代，我的父亲在美国军队服役，并成为一名归化公民。我的父母希望全家在郊区实现美国梦。他们最终在一个种族混杂的小镇买了一套房子。他们受益于民权时代的成果，这些成果由非裔美国人赢得，也惠及了其他有色人种。我的父母在事业上都很成功，尽管他们对歧视并不陌生。如果他们今天还健在，我知道他们会担心美国的对华政策，担心美国会将我们当成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