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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恩来死后的一年，查证四人帮的罪行之时，中共的专案小组发现那些文革(专题)中惨遭迫害的冤案，在逮捕令上几乎都是周恩来的签名，李锐说当时邓颖超找杨尚昆，说明周恩来的有些文件不能留，要求销毁。杨尚昆推说要请示邓小平，邓颖超说那你现在就请示，我不走了，就在这里等。杨尚昆当场电话请示，小平同意销毁。销毁时李锐等人在场。
在群众语言中有“怕好”之说。一个横行乡里的黑社会老大，百姓见了表示敬意，在市场上拿东西可以不给钱，并不是百姓真敬他，而是怕他，并不是甘心孝敬他，而是怕他砸摊子。这叫“怕好”。文化大革命中，有几个是真心愿意跳忠字舞的？有几个是真心愿意早请示、晚汇报的？有几个是真心愿意三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广大干部和亿万百姓天天喊万岁，90%以上的人并不是真心爱戴他，而是“怕好”。不慎摔碎毛的石膏像，就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他造成了这样一种天罗地网般的阴森恐怖的势，扭曲了全国人民的心灵和人格。邓拓在自杀之前，在遗书上含泪自责，还不忘写上“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嘱咐孩子们与犯罪的父亲划清界限，永远跟着毛主席干革命。整死你还得叫你发自内心地拥护他，毛泽东就是这么恐怖与变态！
毛泽东独断专行 党天下变成家天下
在大跃进失败，饿死3750万人的事情发生后，毛泽东出现了“领袖地位”的危机，共产党出现了执政地位（统治合法性）的危机。但是，毛泽东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他要与全党对他的失望、不满作斗争，打击、削弱最后废黜由他选择而又为全党认可的接班人刘少奇，由党天下向家天下过渡。毛有了高于全党利益的个人利益、家族利益。他代表的才是复辟倒退的势力。他推行的才是复辟倒退的路线，他是向暴君那里倒退。
刘少奇要纠正毛泽东和党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和路线的错误，领导人民度过危机，维系党天下的合法性，争取顺利接班，阻止毛泽东由党天下向家天下过渡。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
维系党天下的合法性，这是文革势力与反文革势力的共同目标。毛作为领袖、作为旗帜，不能倒，不能动摇，成为重建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的必要条件。舆论导向掀起对毛的个人崇拜之风。毛借力打力，扶持林彪和军队，作为倒刘的基本力量和向家天下过渡的跳板。
利用个人崇拜所造成的势，毛泽东把党权、政权、军权、文权（文化思想领域的所谓话语权）都集中到自己手中，成为大独裁者。在文化大革命中，在党内，他停止了党章，让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靠边站；他没有国家领导人的名分，践踏宪法，囚禁国家主席，停止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活动。明明是他篡党篡国，他靠强势宣传，颠倒了是非，说他既代表党，又代表国家，是别人另立了“资产阶级司令部”。
高级干部的升降贵贱，去留生死，全凭他一句话，一个“御批”。
他可以让总书记邓小平、国家元帅陈毅去工厂当工人。
他可以让保卫干事王洪文一步登天当了党的副主席。
他可以让农民陈永贵当副总理。
他可以让文化泰斗巴金和季羡林去喂猪。
文革中有两个人是必死的，这就是刘少奇和彭德怀。这两个人死盯着饿死3755万人的事情不放，要追究毛泽东的责任，而且是他向家天下过渡的不可超越的障碍。但叫他们怎么个死法，毛泽东是动了脑筋的。
第一，不能公开处决。公开处决先要撤销他们的共和国主席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这要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免职，还要由最高人民法院定罪量刑，按法律程序肯定杀不了他们。
第二，不能秘密暗杀他们。暗杀这种事情，无论设计多么周密，发布指示者最终都是逃不掉责任的。消灭了他们的肉体，不能消除他们的政治影响，更显得自己理屈，真理是在他们一边。这显不出“毛泽东的伟大”来。
第三，自杀。最好的办法是他们经不起“考验”，自己了断自己。但这两个人特别经得起“考验”，绝不自杀，有病特别配合治疗，他们有这个底气等待最后全党和人民的裁判。
第四，在无法无天的群众运动中，假手红卫兵害死政敌。这是毛泽东对“遇必要时不择手段”的创造性地运用。这与在监狱折磨、在刑场处决不同之处是：一，当权者可以随心所欲，摆脱任何法律程序的束缚；二，把人打死、打伤残或逼人自杀，当权者可以不负任何法律责任，一句“正确对待群众运动”就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三，这种施虐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是公开的、登报的，足以震慑高级干部，连百战沙场的彭大将军都被毛泽东玩弄于股掌之上，派出几个红卫兵就把他收拾了，谁还敢出来挡毛泽东的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