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工作日，走在中国上海浦东金融区路上的女性。图片来源：Andy Wong/Associated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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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女性受够了。面对中国政府让她们多生孩子的要求，她们发声：不。
许多年轻女性对政府催生感到厌烦，也对养育子女需要做出的牺牲持谨慎态度。相对于中国政府的要求以及家人的期望，她们更关注自身。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更多的新生人口来缓解人口老龄化，而女性的拒绝态度给共产党带来了危机。
随着新生儿数量骤降，中国正朝着人口崩溃迈进。2022年中国新生儿不到1,000万，而2012年约为1,600万。根据一些预测，中国目前约有14亿人口，到2100年可能会减少到5亿左右。这种情况的责任被推到了女性头上。
据官方报道，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10月的一次讲话中敦促由政府支持的全国妇联“防范化解妇女领域风险”。
中国国务院没有回应有关政府人口政策的问题。
在安徽省全椒县的一家商场外，生过两个孩子的He Yanjing说，社区工作人员给她打了好几个电话，鼓励她生三胎。她并没有这样的打算。她说，她儿子就读的幼儿园教室数量减少了一半，因为没有那么多孩子入园。
她的朋友Feng Chenchen有一个3岁女儿，Feng说，亲戚们都在催生，希望她再生个男孩。
Feng说，她已经有一个孩子，她觉得她已经完成了任务。她说，再生一个孩子花费太多了。她说，她告诉催生的亲戚，只要给她人民币30万元（约合4.1万美元），她可以再生一个孩子。
面对经济疲软和高失业率，许多中国年轻人感到沮丧，想要寻求一种不同于父母一辈的生活方式。许多女性认为结婚生子的既定模式是不公平的。
28岁的Molly Chen说，她需要照顾年迈的亲人，还要在深圳从事展览设计师的工作，根本没有时间照顾孩子或丈夫。闲暇时，她只想看书或者刷宠物视频。
Chen关注了苏敏的故事：苏敏在退休后用视频记录了自己逃离不幸婚姻、独自环游中国的经历。Chen说，这个故事以及女性在网上发布的有关自己生活的视频加深了她对男人的印象；在她眼中，许多男人择偶主要是在找保姆，以便日后照顾孩子、他们自己还有双方年迈的父母。
她感叹自己连养宠物的时间都没有。Chen表示，除了亲人和工作，自己没有能力顾及其他任何事情。
今年秋天，一对新人在北京拍摄婚纱照。
图片来源：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萎缩
当中国政府在2015年宣布将废除已实施35年之久的独生子女政策时，官员们本以为会出现婴儿潮。然而，迎来的却是婴儿出生低潮。
新建的产房在短短几年后就关门了。包括配方奶粉和纸尿裤在内的婴儿护理产品销量下降。以婴儿为重点的企业现在转而关注年长群体。
为减轻育儿经济负担而新建的幼儿园难以招满学生，许多幼儿园已经停业。2022年，中国学前教育机构的数量减少2%，这是15年来的首次下降。
人口学家和研究人员预测，数据将显示中国的出生人数在2023年降至900万以下。联合国预测，2023年印度的出生人数将达到2,300万，超过中国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据联合国估计，2023年美国将有约370万新生儿。
中国人口问题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独生子女政策：与过去相比，中国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其中育龄妇女每年减少数百万。这些女性越来越不愿意结婚生子，从而加快了人口减少的速度。
在中国，2022年有680万对夫妇登记结婚，相比之下，2013年为1,300万对。2022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即一名妇女一生中平均生育的孩子数量）将接近每名妇女生育一个婴儿，即1.09。2020年的总和生育率为1.30，远低于保持人口数量稳定所需的2.1。
构建“生育友好型文化”的运动已成为一项紧迫的国家任务，政府组织了各种相亲活动，并实施了一项鼓励军人家庭多生育的计划。
天津一家军队医院的妇产科专家曾健在2022年对官媒表示，军人打胜仗；而在生养二胎、三胎，落实国家生育政策上，仍然是带头冲锋。
今年8月，据中国西安的居民说，他们在七夕节（中国的情人节）收到了来自政府号码发出的自动问候：七夕佳节来临之际，愿您爱情甜蜜、适龄婚育、优生优育，共创生育友好，赓续中华血脉，共担复兴重任！
一名产科护士正在照顾一名新生儿。
图片来源：Sheldon Cooper/SOPA IMAGES/Zuma Press
这条短信在社交媒体上引起强烈反对。一个人写道，“我婆婆都还没催我生二胎。”另一条评论说，“我猜接下来，包办婚姻又要出现了。”
中国目前对于生育更倾向于采用鼓励政策，而非像推行独生子女政策那样使用强迫手段。中国有些地方政府为生育二胎或三胎的夫妇提供现金奖励。浙江省一个县向每对在25岁前结婚的夫妇发放1,000元人民币的现金奖励。
河北省滦州市在2021年呼吁未婚人士报名参加政府发起的约会交友活动，利用大数据在全市范围内寻找匹配对象。邯郸市的一个区则提供一站式婚礼策划服务。
捉迷藏
这种转变意味着，一些女性从躲避因超生被罚款转变为了被迫生育更多子女。
十年前，一位姓张的女性在决定生二孩后与有关部门玩起了猫捉老鼠的游戏。她要求不披露自己的名字。
她说，怀孕期间，她辞去了工作、远离公众视线，担心官员会向她施压，要求她堕胎。2014年生产后，她在亲戚家住了一年。当她回到家时，当地计划生育官员对她和她丈夫处以了大约1万美元的罚款。她说，她被迫植入宫内节育器来避孕。相关部门要求她每三个月复查一次。
几个月后，中国政府宣布取消了独生子女政策。然而有一段时间，有关部门仍要求她复查宫内节育器的状况。
她现在会收到官方鼓励她生育更多孩子的短信。她会一怒之下删除这些短信。她说：希望他们别再折腾我们了，放过我们普通人吧。
对于提供节育医疗程序的诊所，许可证的发放已在收紧。在实施独生子女政策最强力的1991年，输卵管结扎手术和输精管结扎手术实施数量分别为600万例和200万例。到了2020年，这两项手术的实施数量分别降至19万例和2,600例。
在社交媒体上，人们抱怨预约输精管结扎手术就像中彩票一样困难。
官员们也已试图减少人工流产手术数量；独生子女政策实施期间，这种手术曾是官员们控制生育的一个重要工具。人工流产手术实施数量已从1991年的逾1,400万例降至2020年的略低于900万例，降幅超过三分之一。中国自那以来已不再公布关于输精管结扎、输卵管结扎和人工流产的数据。
10月23日，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北京出席中国妇女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图片来源：Xie Huanchi/Xinhua/Zuma Press
倍感压力的民众
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社会学教授王丰说，中国社会出现了两种相互冲突的转变，即妇女权利意识的提高和父权主义政策抬头。
在2022年中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新一届24位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无一女性，这在25年来尚属首次。自2012年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国在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的《全球性别差距报告》(Global Gender Gap Report)中的排名下降了38位，2023年在146个国家的排名中降至第107位。
在毛泽东时代，中共曾承诺结束歧视女性的儒家传统。而习近平却强调儒家价值观，包括生儿育女的孝道。家庭也给女性施加压力，迫使其扮演传统角色。
40岁的Sophy Ouyang从中学起就知道自己不想结婚生子。Ouyang学的是计算机科学，是家乡农村里为数不多的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之一，她目前在加拿大从事软件工程师的工作。
Ouyang说，在她20多岁的时候，家人一直催她结婚。她的母亲说，如果早知道Ouyang不想生孩子，就不会让她上大学。
十多年前，Ouyang与家人断绝了联系。她在社交应用软件上拉黑了父母和伯叔姑舅姨。她说，如果对他们更心软一点，他们就会得寸进尺。
中国政府将女权主义视为境外势力支持的邪恶思想，在数年的打击行动中，中国政府拘捕女权活动人士，删除她们的社交媒体账户。
即便如此，女性们还是越来越直言不讳地在网上讲述自己在人际关系、家庭和工作中的经历。她们的帖子展示了一种个人形式的女权主义，而这种女权主义对政府来说更难监督管理。
31岁的Simona Dai是一个名为《噢!妈妈》(Oh! Mama)的播客的制作人。她开始这档有关生育和婚姻的播客的契机是她得知了母亲曾在上世纪90年代初怀孕八个半月的时候堕胎流产了一个女孩。
Dai在26岁时结婚，她说她不得不忍受丈夫的大男子主义观点，尤其是在新冠疫情期间，当时他们为家务事争吵不休。她对于不要孩子的问题变得坚决，尽管夫妻双方的家人都施加压力。
此后，她申请结束婚姻。她说，如果她不离婚，她可能就得去生孩子了。
去年12月，一名儿童在中国青岛的一个风景区喂海鸥。
图片来源：Cfoto/Zuma Press
2022年初中国爆发了一场关于女性待遇的全国性辩论。当时一名生育了八个孩子的女子脖上拴着铁链、被囚禁在一个小屋中的视频，在社交媒体上掀起了风暴。“铁链女”的困境引起了一些中国女性的共鸣，她们由此联想到自己所扮演的角色。
近年来，中国政府对类似的社交媒体网民群愤事件提高了警惕。
一位在2020年至2021年间任职于广州市妇联的女士表示，该地方妇联的工作重点是防止与性别有关的话题大规模传播。她说，广州市妇联向一家科技公司支付的监管社交媒体言论的费用比用于妇女宣传的预算还要多。
她说，在培训期间，员工们被警告称，如果广州的妇女问题在社交媒体上引起不必要的关注，后果会很严重。该妇联没有回应记者的置评请求。
监管网络空间的中国网信办在12月表示，将整治“散布错误婚恋观”的内容。网信办负责管制被认为是对中国网民有害的内容。
一些多年前就决定不婚不育的女性认为自己很幸运。
在加拿大工作定居的Sophy Ouyang说：我觉得自己完全躲过了一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