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岁的Li Jiajia说，自己在加入北京一家初创企业后发现，自己并不渴望在公司里步步高升。图片来源：PHOTO: GILLES SABRIE FO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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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希望中国的年轻人志存高远，拼搏进取，未雨绸缪。
而Li Jiajia只想中彩票。
经济低迷，职场失意，政府的家长式作风，让Li这样的中国年轻人心灰意冷，他们想摆脱长辈们为他们精心规划的人生道路，但这与政府的优先事务不相符。
今年4月，24岁的Li从中国东南部的老家来北京，在一家科技初创公司找了一份内容创作者的工作，但后来她发现，这份工作单调乏味。她说自己并不渴望在公司里步步高升，特别是在中国高薪技术岗位日益减少的时候。
她表示，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的政府身影令人窒息。虽然上高中的时候她想当一名记者，但后来她了解到政府对媒体的审查有多么严格，就放弃了。
对Li Jiajia来说，刮彩票的时候能让她短暂地逃离现实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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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中彩票是低概率事件，她知道，但玩彩票的时候，她至少可以憧憬一下更美好的生活——那多半是在国外。
“我想离开这里，过自己想要的生活，”Li说。“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短期内肯定没法做到，但眼下刮彩票带来的刺激感能让我感到稍微好过一些。”
自从八九年天安门广场学生运动被政府镇压以来，中国经历了一段经济飞速发展和富裕程度不断提高的时代，在这期间长大成人的中国年轻人大多遵循社会规范，也由此获得了回报。
他们为了进入名牌大学而刻苦学习，在快速发展的企业中拼命工作，按照世人对职场和家庭的传统期待行事，抓住了中国经济繁荣的机会，实现了物质层面的成功。
很多人现在依然如故。但随着向上流动的前景变得黯淡，越来越多二三十岁的中国城市中产阶层开始质疑甚至完全否定这条路径。
为了遏制新冠疫情的蔓延，中国政府此前实施了长达两年多的严厉管控，这让一些人开始思考中共和其他权力在自己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甚至思考生命的意义和自己渴望成为什么样的人——许多人过去从没考虑过这类问题。
对希望重新开始生活的中国年轻人来说，西南部城市大理是他们青睐的目的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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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失业率今年超过21%，创出历史纪录，进一步打击了人们对中国传统成功之道的信心。像Li这样的人也对其他一些问题感到沮丧，例如国内针对女性的暴力行为，以及Twitter或Instagram等外国应用程序在中国被屏蔽。
许多人正辞去工作，转向冥想和其他灵修。有些人远离超大城市，到大理等地重新开始生活。大理是中国西南部城市，因汇聚了众多数字游民和隐居者而闻名。
还有人跑到山区的算命摊和佛寺，或是研究老子和黑塞等中西方哲学家和作家。有些人举办“辞职派对”，拉起横幅庆祝重获自由。
“大量资源被投入到这代人身上，”研究中国社会的印第安纳大学(Indiana University)人类学和性别研究教授Sara Friedman说。
“他们真的很努力，也真的被逼得太紧了。现在他们说，‘我不想争了，我要退出’，这是个很激进的决定。”
在北京雍和宫烧香拜佛的年轻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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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躺平”到“摆烂”
研究公司BigOne Lab称，2023年社交媒体上关于拜佛和焦虑的讨论激增，焦虑是很多中国年轻人面临的主要问题。
中国求职和社交平台脉脉(Maimai)的数据显示，2023年上半年，约有34%的20多岁的受访者从中国消费互联网行业辞职或考虑辞职，消费互联网是年轻人的主要就业领域。
玩彩票在二三十岁的中国年轻人群体中尤为流行，今年1至10月，这些人购买的彩票使中国同期彩票销售额达到670亿美元，同比增长了53%，中国人均彩票支出为48美元。
描述这种情绪的流行语在日常生活中层出不穷。首先是2020年出现的神秘的社会学术语“内卷”，指人们努力工作和竞争，却没有人胜出。
随后出现的是“摸鱼”。这个词是从中国一个成语中借用过来的，指的是上班时间搞小动作，比如长时间的上厕所，网购，或看小说。
大理已成为数字游民喜欢聚集的城市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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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一家联合办公空间组织的一场竞赛为员工们提供了放松娱乐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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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是“躺平”，这是一种世俗的反抗形式，包括在工作中拖拖拉拉或是完全退出劳动大军。去年，“摆烂”一词被用来形容完全放弃的年轻人。
调查公司清研集团(Tsingyan Group)去年的一项调查发现，在中国近6,000名受访者中，约96%的人知道身边有人不同程度地“躺平”。这份调查显示，与其他中国人相比，“躺平”的概念在26至40岁的人群中更有吸引力。
“这是一种很被动的反抗形式，”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人种学家Silvia Lindtner说。“现在绝对是非常困难的时刻，但也可以被看作一个充满希望的时刻，因为在某些方面，领导层正面临压力。”
1960年代的回声
从某些方面看，这种颓废类似于后疫情时代美国出现的“安静辞职”(quiet quitting)，再往前追溯，类似于上世纪60年代西方年轻人对社会规范的抗拒。
当时，长达20年的高速增长和更普遍的富裕使年轻人拥有了比前几代人更多的选择。许多年轻人的反应是：挑战他们父母的生活方式。
对北京等城市的许多年轻都市人来说，传统的成功之路已没有以往可靠，也不再那么有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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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公开抗议几乎是不可能的，年轻人只有用其他方式反抗。
27岁的深圳居民Amy Yan说，躺平是对社会道德绑架的一种无声的反抗。她曾在自家的出口公司里担任采购员。去年她的父母在一场金融诈骗案中失去财产，家族企业也因此破产，这让她更坚信应该优先考虑自己的精神生活。
甚至在公司破产前她就认为，在公司里干苦差事，满足结婚生子的传统期望，会妨碍她探索精神生活。
家庭危机发生后，她拿出积攒的2.7万美元，和几个同道中人一起办了一个小型道观。
对一些追求事业之外人生意义的劳动者来说，北京这样的商业中心正失去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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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人打算离开中国：根据联合国的数据，2023年前11个月，中国移居海外的净人口超过31万人，而2012年中国经济繁荣时曾一度降至12.5万人。
也有人选择留下来，但要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
今年4月，在中国一家大型流媒体公司担任产品经理的Huang Xialu辞掉了这份压力很大的工作，希望更专注于灵修。在这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33岁的她一直苦于找不到工作和生活的意义。
“我有一种很迫切的感觉，现在再不去辞掉工作遵循内心的想法、探索自己真正能在这个世界上做什么，就来不及了。”
在Huang辞职后的几个月里，她去大理摆了一个塔罗牌占卜摊，参加了人生指导培训课，并学习制作陶器。
对Huang来说，“躺平”与消极恰恰相反，她说，这是一条在不确定的环境中掌控自己的生活。
现在她成了一名持证的生活教练，帮助和她一样困惑的人找到前进的方向。只是她的收入不像过去那么稳定。
“可我一点都没后悔，”她说。
瓷都景德镇的陶瓷作坊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摆脱工作压力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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